金代荐举制度自世宗朝正式推行后，皇帝和朝臣都针对此制运行不佳有所评论，从制度设计及人事方面来看，存在诸多因素制约该制的运行。金代荐举制度在其七十余年的运行时段内，虽然衍生出一些弊端口碑最好的配资平台，但瑕不掩瑜，其在人才选拔等方面的影响应值得肯定。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金代荐举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价普遍不髙，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三方面：宰执操纵荐举权、官员规避结党之嫌、官员畏惧连带责任制度。

尽管金代荐举制度在运行中衍生出私门请托、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的弊病，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这项选拔制度的推行下，一些大臣能够为公积极荐举人才，这对朝廷的人才选拔和局势的稳固都产生了一定正面影响，这是须予以肯定的。

金代荐举制度的运行效果

金世宗对荐举一事不可不谓之热衷，他求荐言论不绝于史书，但他的很多言论表达的是对荐举制度运行的不满。世宗曾引用唐代名臣狄仁杰从小官做起，最后官至宰执，并力扶唐柞转危为安的旧典，以此来强调狄仁杰虽是肱股之臣，若没有娄师德的推荐，也无法成就一番事业。

对于金世宗的责备，大臣们也多有解释，但宰执大臣们也没能成为世宗倡行荐举的坚定支持者。大臣不荐举的现象并没有因为世宗屡次督促而改观，至于世宗晚年，更有“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尽管金世宗所言有些许夸张、苛责之意，但也显露出大定年间荐举制度的运行与世宗的预期是有差距的。

在古代中国，宰相通常是官僚群体的最顶端者，是百官之首。金代的宰相制度顺承唐宋，实行群相制度。正隆改制后，金朝政权中的三省合为尚书省一省，尚书省的首脑尚书令顺理成章成为宰相，但金朝尚书令的设置与唐代颇为相似，例不常设。

如此以来，尚书省的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同为宰相，肩负“掌丞天子，平章万机”的重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参知政事是为执政官，也就是副宰相。以上诸位高级官员统称为宰执，向朝廷荐举人才是宰执主要的职责。

在金世宗的为政观念里，荐举人才是宰执的不二职责，世宗对大定时期荐举制度运行的不满意，认为宰执的不作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金史·世宗本纪》中记载了金世宗与宰执之间数十次有关荐举人才的对话，足可窥察到宰执在荐举制度中的重要性。

大定年间的多位宰执都具备慧眼识人的才能，其中最善于荐举者是纥石烈良弼和石琚二位宰相。这一时期的用人之盛与宰执们的荐举有很大关联。大定明昌之后，金朝盛极而衰，尤其在宣宗南渡后，金朝颓败之势尽显，南渡后的宰执令天下士人感到失望。

宰执作为百官之首在荐举一事上最为活跃，从另一个角度看，宰执也操纵了荐举权，正如金世宗时期曹望之上书论荐举制度所言。此外，御史台官员也有一些荐举人才的行为，其他职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事例不多，这也反映了荐举的实际运行状况。

阻滞金代荐举制度运行的因素

1.宰执操纵荐举权

荐举权被宰执所操控是阻滞金代荐举制度运行原因之一。世宗朝的绝大多数臣僚对荐举的态度很消极，即便荐举在大定年间已经形成一定规制的情况下，荐举仍不活跃。

对此，当时的大臣就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曹望之曾“上书论便宜事”，其所言多事皆被世宗所采纳，其中就涉及到金代的荐举权过于集中于宰相之手，但世宗本人认为荐举人才是宰执的分内之事，世宗曾说：“朕常以不能遍人材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虽常有言，朕未敢轻信。”

从其与宰执们的数次求荐的对话也可觉察出世宗是格外重视宰相对人才的举荐，皇帝赋予宰执人事大权的消极一面，就是宰执操纵了官员选拔，这种“专权”也极大程度的妨碍了其他官员对荐举的积极性。

二、举主规避结党之嫌

规避结党营私之嫌是致使官员对荐举态度消极的一个因素。能做到外举不避仇，自然会获得赞誉，但内举不避亲则势必将引起非议，一旦有举荐亲属、故友、学生等行为，就不免使君主心生猜疑。

破解君主猜疑臣子的最好办法，魏征的答案是“君臣协契，义同一体”。向来以贞观之治为施政模板的金世宗想必也深谙君臣一体的道理，其欲自比唐太宗，却未必有很多臣子愿意自比魏征。

世宗朝臣也在极力避免引起结党营私的非议，再者如曹望之所论，宰相对其他官员推荐的人一向很排斥，要么搁置不用，要么指其为结党，所以臣子们纷纷远避朋党之嫌，消极荐举。

三、举主畏忌连带责任

举主必须承担的连带责任使官员们对荐举格外谨慎。自唐宋以来，荐举制度愈加完善，朝廷为了防止大臣们所荐非人，别有用心，遂将举主与被举人之间的连带责任确立下来。

对于连带责任所产生的消极一面，金世宗非常清楚，他举例宋朝荐举制度中对举主的规定，并对宋制的严苛予以批判，他希望采取缓和的手段抵消大臣们对荐举的忌惮，甚至不惜破坏制度以推动群臣荐举。如此看来，荐举制度中的连带责任着实妨碍了一些官员对荐举的积极性。

金代荐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擢拔人才

大定十一年金世宗与宰臣谈到当今五品以下官缺员甚多，补阙合适之人十分困难，三品以上官员世宗还能认识，五品以下者就不能了然于胸了。之所以有荐举行为的存在，是因为君主“未能遍识臣下贤否”，君主自身精力有限使得臣僚须为君主引荐人才，这是从君主的角度看荐举的作用。

从朝廷的角度看荐举则是在官吏选拔和迁转中尽可能选择合适的人，以此补充官僚队伍，也有利于提高官僚素质、稳固统治。荐举制度之所以能产生积极影响，其关键是朝廷尚有一心为公、喜拔后进的大臣。

正因为大臣的慧眼识才、极力荐举，才使得荐举制度避免沦为空文，为朝廷的人才选拔贡献了力量。

二、稳固局势

正大初年，完颜赛不任尚书右丞相，时参知政事李蹊以公罪被贬谪出京，随后完颜赛不数次向金哀宗荐举李蹊，并极力称赞李蹊可与唐代名臣魏征相比，李蹊因此得以官复原职。相材不可多得，完颜赛不力荐李蹊回朝，利于朝政的平稳运行。

据《金史·乌古论镐传》记载，乌古论镐因小娄室诬陷遂称病卸任，此时的金朝正值内外交困之际，朝廷急迫需要乌古论镐这样的大臣参政。鉴于如此形势，“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宜令预参机务，又荐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参政抹捻兀典行省息州，镐遂以御史大夫权参知政事。”完颜仲德用荐举请乌古论镐回朝，也是有利于当时政局的。

金代辟举县令法从引起重视至金朝灭亡，运作时间不过二十余年，且推行区域由于蒙军侵占而不断缩减。在有限时间及有限区域内，辟举县令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地方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县令，一定程度维持了金朝在一些地方的统治。

金代荐举制度有助于增进皇帝对官员的了解，利于皇帝对人事的把控。该制为朝廷选拔了一些人才，朝廷得以选授得人。金末推行的辟举县令法为金求地方局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金代荐举制度对金代历史所产生前积极影响须予以肯定。

金代荐举制度之弊

一、私门请托

金代荐举制度在确立运行之后就不断显现出弊端，私门请托为官员求荐大开方便之门，下级官员为求得上级的举荐尽献媚态。“小官皆谄媚于上”，这种荐举制度实际的运行效果也使得金世宗很警惕的推行该制度，金世宗虽然有很频繁的求荐言论，但实际政策出台是很谨慎的。

下级官员为求得举荐往往会私下拜会身居高位的官员，正直官员应是陈情己见以求赏识，奸猾小人或许会投其举主所好行贿腐败了，这种私下的会面也极为普遍的，是为“私谒”。朝廷对于私下拜会的谈话内容无从可知，鉴于私谒达官门第所生的弊端，朝廷遂下令禁行私门请托之风。

二、结党营私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夫子此语意为君子因道义而相互欣赏，但不会结为朋党。实际上结党就是对皇权的挑战。金朝历史上也爆发过严重的党争“田钰党案”，因发生在金熙宗皇统年间，遂也称“皇统党案”。

如果利用荐举来提拔党羽打击政敌，那么荐举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党同伐异的手段，这显然是会干扰朝廷的正常秩序。权臣当道的政局下，荐举成为在位者结党营私的工具，私相授受成风，提拔与否往往凭其所好，这种扰乱朝政的举动也加速了金朝衰败。

荐举本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一旦偏离了为公举贤的轨道，荐举就成了结党谋私的工具，对金朝的政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三、弄虚作假

对于一些地方官员的荐举，朝廷在选任前会参考当地的民意，某些地方官员便谋划制造虚假民意，煽动百姓奔赴都城造势以利于对自己的举荐。还有一些辟举为令者为求升迀故作清廉无私，所作姿态甚是夸张。

刘祁曾列举一些辟举为县令之人为求升迁上位徼取人望，办案不顾事实一律倾向贫者，以示为官清廉无私。更有甚者于府门张贴“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此语以表明清髙。最极端者为获得大公无私的美誉笞责其子，最终酿成其子纵井自尽的悲剧，如此行径不禁令人啼笑皆非。

辟举为令者以沽名钓誉而升迁，绝非是推行辟举县令法的目的，这反映的是当时所呈现的社会风气，一个政权的覆灭，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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